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落实教育部关工委和校关工委“读懂中国”活动，充分发挥“五老”（即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历史见证者和教科书的作用，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研究党支部、人口所研究生党支部和社会工作研究党支部在学院党委的指导下，分别与吴铎、桂世勋和王大犇三位老教师进行结对采访，聆听了老师参加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用视频和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他们亲身经历、亲身参与的学校改革开放的故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吴铎老师专访
吴铎，男，1932年生。195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留校任教。曾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学会副会长，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编写委员会主任。著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札记》、《简明社会学》，主编《教育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中学政治卷)》、《中学教学全书(思想政治卷)》等。
采访过程中，吴铎老师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作为华东师大教师，他是授业解惑的灵魂行者，更是师者精神的；作为华东师大“土著”，他为学科教育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用其一生践行党的宗旨，接受党的考验；作为一名中国人，她见证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
读师魂
1952年，吴铎老师作为师大政教系首届学生进入华东师大求学。吴铎老师非常自豪地为我们介绍了当时政教系强大的师资力量，包括冯契、刘佛年、陈彪如、陈旭麓、谢循初等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吴老师在知名学者的淳淳教诲下也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伴随着吴老师的一生。1954年，吴铎老师毕业留校任教，学校分配吴老师做学科教育专业的老师，政治教育专修课当时是新建的，相比于其他学科有大师级的教授、教师，在师资力量方面尤其薄弱，学校安排吴老师接下这个重担，把一个全新的专业建设起来。吴老师在既没有老师可以学习也没有教学经验可学的情况下，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学科建设起来。一方面通过向苏联专家请教获得经验，另一方面吴老师多次前往中学学习观摩获取经验，最终把这门课的基础定了下来。
吴铎老师不仅为学科教育做出重大贡献，他还是我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参与者。吴老师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建设，还详细讲述了华东师大社会学学科的建设情况。从在学校的支持下建立社会学研究中心，到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社会学硕士点，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三校同属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设置的社会学硕士点；从担任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到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编写《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等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相关书籍和发展报告，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读党心
吴铎老师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65年的党龄，作为一名拥有65年党龄的老党员，吴老师为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吴老师深情地向我们讲到：“是党抚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吴老师也在用一生的时间践行党的宗旨，接受党的考验。吴老师把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看做党对于他的一次考验，接受党的洗礼，从不同方面获得了不同的教育。同时，吴老师告诫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记得自己的第一身份永远是共产党员。无论遇到什么磨难与困苦，都要守住基本底线，守住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不动摇，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不颓废，做好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读中国
吴铎老师从小看到了旧社会的腐败、堕落，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民不聊生；也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前线战场上的烽火连天和后方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争生存争温饱的学生运动。所以解放之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吴老师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对迎接新中国以及接受新的事物很积极也感到很高兴。之后，吴老师担任了重庆市第一中学的学生会主席，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后，吴铎老师向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提出了几点希望，一是希望我们能够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立志报效祖国，立志服务人民，把自己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位置摆正；二是求学要有一个好的学风，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三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勇于创新，努力培养成为新时代创新型学者——桂世勋老师专访
桂世勋，男，1940年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桂世勋于1986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被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1年获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获“中华人口奖(科学技术奖)”；2006年被评为国家二级教授；2010年获“中国老年学杰出贡献奖”。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老年社会保障。单独或主编、副主编著作18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50多篇，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14项。
在采访的过程中，桂世勋教授以“学者要勇于创新”为主题，围绕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服务创新四个角度回顾过往的学术之路，进行分享。
桂老师说道1978年我国制定改革开放基本方针，党和国家鼓励学者创新。四十年后，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这也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勇于不断创新，为各级党和政府正确决策和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贡献一生。
首先，桂老师分享了他对理论创新的看法。早在1981年，桂老师在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发表《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初探》，首次指出并论证了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经历了“逐步完善、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与同事合作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对当时我国把“失业”称作为“待业”表示异议，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失业”问题。
其次是桂老师对制度创新的看法。1986年，桂老师应邀在民政部召开的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关于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学术发言。在民政部崔乃夫部长等领导关心下，委托桂世勋老师主持“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课题。2010年，桂世勋撰写了《关于改革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2011年和2013年又在“人民网”上发表了《关于改革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再思考》、《改革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刻不容缓》，明确提出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最好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同步进行，如何积极稳妥解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双缴费”及改革前后退休人员待遇水平的平稳衔接等建议。
之后桂老师又分享了对政策创新的看法。1988年，桂世勋老师主持《我国城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研究》课题。2002年，桂老师撰写了《关注大城市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口波动》，并改写成中国人口学会编的《领导参阅》专报。为了尽可能使大城市未来岀生人口数的波动幅度小些，减少对社会事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桂老师提出应搞好未来出生人口数的滚动预测，向广大年轻夫妇及早预报未来可能出现的出生高峰期，引导他们适当提前或推迟生育；当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平均初婚年龄已超过晚育年龄的情况下”，可以“将生育第二孩与第一孩的间隔时间改为应在二年以上，或者干脆取消有关间隔时间的规定，让育龄夫妇能更自由负责地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等建议。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专门对此作了批示，并被上海市采纳。
最后桂老师分享了对服务创新的看法。2007年，桂世勋向国务院侨办主任提出了侨务部门在重点做好海外华侨华人中“四有”(政治上有影响、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力、学术上有造诣)人才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和切实解决归侨侨眷中的民生问题，大力开展归侨侨眷关爱工程的建议。不久该建议被国侨办领导采纳，决定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侨办系统大力实施“归侨侨眷关爱工程”，作为改善侨界民生问题的重要抓手。
谈到对后来者的希冀，桂老师认为，现在学生正处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希望珍惜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机会，争做新时代创新型人才。他认为要不断创新，需要具备两个基本品质：一是忠于祖国。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好，使党和政府的决策更科学和更正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提出创新建议。二是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不断向老师学习，向国内外同行学习，向实际部门干部学习，向同学学习，为创新打下扎实基础。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王大犇老师专访
王大犇，男，1976年10月进藏，曾任西藏大学主持工作的化学生地系副主任。1988年底返沪，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等职。曾发表《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上海应率先推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体面劳动”是“劳动光荣”的基石》、《上海市不同户籍劳动力就业状况分析》、《“双转移”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关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几点思索》、《发挥西藏优势的几个问题》《对西藏历史上人口问题的一些认识》等文章。
采访过程中，王大犇老师主要向我们讲述了他难忘的知青岁月。
1976年4月，应西藏自治区的要求，全国高校发起 “支藏运动”，1976年6月，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党员，王大犇也积极地报了名，经组织批准，当时上海市师范大学（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毕业的学生，几乎是各系一个。当时家庭阻力是蛮大的，父母认为好不容易从黑龙江农场回沪读书，毕业后又要去西藏，但王大犇老师只得先将个人情感搁置一旁，义无反顾的踏上了那片那时还较神秘的土地。
在上海的生活条件是西藏比不了的，高寒地带物资匮乏，对人的身体本身就是挑战，而师资队伍更为稀缺，开始是分配到拉萨市的墨竹工卡县公办学校（离拉萨市八十多公里）。实际上是一个带帽的小学（刚刚有了初一）。学校十几位老师，大多是西藏师范学校（中专）毕业的藏族教师和部分汉族干部的家属，王大犇是第一位内地毕业的大学生，也是第一个师范生，所以承担了初中的大多数课程，每周课时几乎排得满满的。而1982年西藏师范学院招了一个地理班，而该专业的本校专职教师只有一位，所以，当时在西藏师院的上海援藏教师向学校建议调我，但县里同样缺少师资，为此西藏师范学院和县组织部门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直到自治区教育厅出面解决，王大犇老师才得以顺利来到西藏师范学院任教。1980年下半年，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西藏的事务要以藏族为主，要求在藏的汉族干部有序内调，王大犇爱人因身体原因被定为第一批内调。而这个时候，系主任找到王大犇老师，鉴于当时地理专业的援藏教师先后期满需返回内地，希望他先不要走，并答应等地理班毕业后再安排内调。于是，这一年底，新婚不久的妻子回到了上海，王大犇老师选择依然留在了西藏。
到1982年那届地理班学生毕业了，当时中央鉴于大批汉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内调，给西藏的各项工作开展带来的困难，提出了“两个离不开”方针（即藏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藏族），大批内调的工作由此刹车。在地理专业没有再招生的情况下，经学校批准王大犇回母校进修一年。说也凑巧，1983年华师大地理系承担了国家计委要求举办的国土整治干部培训班，地理系经济地理的大牌教授都出来亲自任课，经地理系同意，王大犇也就随班听课，这次学习使其受益匪浅。1984年，自治区召开第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王大犇就提交了两篇论文，这以后又在《西藏研究》、《西藏大学学报》上发表多篇论文，这也是得益于进修期间学到的知识与西藏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西藏的学术环境虽然不如内地，但机会很多。1986年，当时教育部组织各地高校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编写中国人口丛书，及各地的分册，当各省市如火如荼的进行这项工作，但西藏却没人组织，最后教育部从政治高度要求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开展此项工作。
由此王大犇参与组织编写了西藏第一本关于人口普查结果的书籍。这本书的主要价值，主要是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对西藏人口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民族、年龄、性别结构、职业构成、迁入迁出及发展情况等等，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以后王大犇又两次为《中国人口年鉴》撰稿，分析西藏的人口状况。
12年间西藏的发展翻天覆地，这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同样也离不开像许多像王大犇老师一样甘愿以青春热血浇灌这边片土地的坚守者。
窗外，雨还在下，敲打在玻璃上，一滴一滴坚定而有力量，就好像王大犇老师这些年的走过的脚步。时光荏苒，再回过去，面对那样的情景，我们对王大犇老师的选择依然感到敬佩。少年强则国强，只有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相系，在坚守中才能不辜负对自己的期望。
这也让我们思考，何以是青年的责任？何以才能不辜负青春交出一份人生的答卷？在做选择之余需更将自己的眼光放的长远，追求自我责任的同时更要承担起国家栋梁的责任。
据悉，“读懂中国”活动是教育部关工委继“院士回母校”“杰出老校友回母校”之后再高校推出的新的品牌活动，其根本理念是理想信念教育，活动主体是二级关工委，其中的关键是“五老”和学生的互动。此次“读懂中国”参访活动均以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在学院及各个支部进行展播，支部成员观看后深受启发，决心在今后的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发挥青春力量，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编辑：梅晶哲/邵攀玉/吴升维/岳铭/赵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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