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外来鸿，仰聆玉章。10月13日下午，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主讲的“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实质意涵”的报告在法商北楼425顺利举行。这也是第三季“半课主义”的最后一讲。社会学系赵晔琴、刘拥华、姚泽麟、吴金海、黄超、人类学系刘琪、社工系林茂等老师，以及数十位社会发展学院的同学参与讲座。
本讲从普遍历史与历史个体关系角度出发，结合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四个个案研究，展示韦伯如何将形式研究与实质研究成功结合，与第一讲中重返经典并进行有理论素养、经验感、历史感的实质性研究形成呼应。
肖老师首先从韦伯的问题意识出发，即“为什么只有欧洲文明才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以此形成一种文明比较问题，比较不同文明在走出传统、走进现代性方面的内在动力或者阻碍，并借由“世界五大宗教在经济伦理上的本质性异同”的研究，将普遍历史框架与具有自身独特结构和逻辑的历史个体中的独特现象相结合，寻找文明内部深层的心智结构和精神气质。
而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界定中，韦伯引入了“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概念，由此构建了两对范畴来比较世界宗教，一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二是爱与无爱，并把各宗教放入交叉搭配而成的基本框架内，凸显它们之间的异同。因此，每一种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伦理体系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的就成了最为具体和核心的问题。家作为自然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基本载体，与普遍主义的自由契约遥相对立。由此，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就是回答不同文明如何理解、摆脱或者安置家，以及对家的具体处置是如何塑造这种文明形态的。
接下来，肖老师解释了韦伯语境中“家”的多重内涵，并对基督教新教、古犹太教、印度教和儒教在处理家和血缘论题上的不同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宗教伦理乃至文明形态的基本差异进行了分析。他对以家作为总体性范畴的儒教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指出家产官僚制与封建制的矛盾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家处于这两种制度中的中心位置，作为儒教担纲者的士人在政治制度、伦理以及个人安身立命等面向上想象和处理“家”的方式，不仅影响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气质，也使家产官僚制这一相对普遍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中呈现独特的性格，发挥独特的文明建构作用。刻画出了中国家产官僚制的独特结构与制度性矛盾、以及作为“最终获益者”和表现出紧张情感的士人身份团体在家产官僚制中的制度性矛盾。
最后，肖老师阐述了韦伯比较研究的效果与对于理解中国的实质性启示。韦伯独到的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个体的进入路径，以及对人类共通的“家”的研究，使得其对文明个体的实质内核的把握多受承认。对中国社会自身的研究而言，不能耽于抽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讨论，而需要脱离形式化、规范化，从现实经验出发进入实质性议题。“家”就是这种关键的实质性议题，需要以家作为方法，从中国人的社会生命、社会组织乃至文明比较的角度进一步探讨。
报告完毕后，现场师生与肖老师进行了交流。在阵阵感谢的掌声中，此次讲座圆满结束。
此次“半课主义”系列讲座，肖瑛老师以两场报告围绕社会学实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生动展现了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让与会师生颇受启发、获益良多；严密流畅的论证思路给聆听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家作为方法”开阔了社会学的视野、启迪社会学学子从实出发体受和思索社会的脉动。“半课主义”课程知识多元、精简切实的风格也得到了充分彰显。
至此，第三季“半课主义”系列讲座“社会学实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也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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