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晚上，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社会学会发展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主办的华东师范大学知名学者学术讲座·校庆系列之城市社会与文化讲坛第十一讲在云上如期开讲。本次主题是“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中国社会研究”，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主讲、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主持，八百多名校内外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周老师认为，中国社会学重建40年以来，社会调查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的研究怎么样才能紧贴社会现实、能够触摸到社会变动的脉搏、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其中，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发挥了联系上下、贯通全局的重要作用，也是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途径。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发展做一些梳理、反思与经验总结，理清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路程中田野调查的发展方向。周老师本次讲座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简要回顾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发展的历程；第二，总结过去40年以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实质性的进展及取得的成就；第三，从方法论的角度谈田野调查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主题，周老师以“从实求知”为关键词，梳理了社会学重建以来，田野调查的发展历程。田野调查最早是作为政府了解社会的一种手段，并且强调目的性，表现为信息搜集式的调查。中国的社会调查是和社会学的兴起紧密相伴的，五四运动以后，国内社会学研究兴起了“社会研究派”。而后在燕京大学兴起了“社区研究派”（燕京学派），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将社区作为研究单位；二是将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将社区的社会结构、风俗民情、典章制度都理解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调研；三是强调局内观察法，提倡像人类学那样，研究者应该居住于被研究者居住的地方做实地的精密考察。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重建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树立了一个身体力行的典范，为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方法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展现出中国式田野调查与欧美社会学体系不同的研究特色。对于费孝通先生的田野调查研究，周飞舟老师总结了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志在富民”与“学以致用”；二是“行行重行行”与“社区比较法”；三是“人文生态学”，其实质为芝加哥学派与文化功能学理论的一个结合体；四是田野调查的最高原则“从实求知”即一切要从已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观察和描述“已然”，用可以观察道德事实为材料，进行比较与分析，探索在事物发展中可能发生的情况，最后用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周老师强调，“从实求知”的“实”并非是客观的社会事实，而是社会事实在田野调查者眼中和心中的印记，或者说是田野调查的实践感受。这些感受是零碎的、多元的、多层次的，需要不断成长的研究者在更多次、更深入的田野中将它们拼成整体，而不是用理论进行挑选和裁剪。
第二个主题，周飞舟老师以“社会底蕴”为关键词，对田野调查的深度“挖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阐释。过去四十年里，社会学研究虽然经历了不同思潮的变迁，但是田野调查始终是中国社会研究所运用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乡镇企业”研究为例，北大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受费先生影响，在80年代后期，北大社会学系就在苏南和山东展开深入的乡镇企业调查。周老师认为，对于乡镇企业的研究，国外的学者大多从外围讨论乡镇企业何以成立，却缺乏从乡镇企业的产权入手讨论模糊的产权如何在企业发挥作用，而这正成为北大社会学系重要的研究路径。如果不进行田野调查，不潜入到研究对象内部，是很难理解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在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研究中，还产生了大量的有关“关系动员”、“关系控制”、“关系霸权”等研究。周老师认为，社会基础构成了社会政策的底线性要求，“关系”背后的伦理构成了社会底蕴。所谓“社会底蕴”，杨善华和孙飞宇老师的《“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阐释。这种社会底蕴是变化很慢的，潜伏的，很难直接看到的，不是表面的，就是费先生所说的“只能意会”的部分（参见费孝通《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第三个主题，周飞舟老师以“将心比心”为关键词，阐释了现代社会田野调查所面临的方法论挑战。费孝通先生晚年对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反思。Leach对《江村经济》提出了两个质疑，即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费先生认为，田野调查反映的每一个关系都是人文的整体，表现为对于人文世界的探究、对人与自然关系差异的实质的追问。一个田野调查的结论并不能够追问其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典型，因为这与研究者所持有的研究目的有关，要考察研究者能否在该社会调查的问题中展现出一种非常丰富的面向。对于第二个问题，有些研究者认为现有的定量研究强调研究的价值中立，要避免直接接触研究对象，从此获得一种客观的研究结论，但是田野调查要求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该关系与社会研究要求的独立性、客观性之间的关系之间如何澄清，田野调查一定会带来社会研究中的偏见与价值判断吗？这些问题构成了费孝通先生晚年从“生态”到“心态”的研究进路的变化，而“心态”则体现为“社会底蕴”，研究社会关系本质表现为人与人“心态”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话语结构中的感情和志向，即“只能意会的部分”。
那么田野调查如何触摸“社会底蕴”？周老师认为，这需要回到早年社区研究中所提到的“局内观察法”。周老师认为“局内观察法”有三个优势，其一为机缘效应，因为研究者处于一个平行的视角中，将自己投入到被研究者的情境中，有很多看似和研究目的无关的因素都有可能和研究者成为某种机缘，既而进入到研究议题的分析与阐释当中，这构成了只有在田野之中才会有的联想或发现。其二为追踪效应，漫步的视角有一种强烈的追踪或追溯的效果，因为研究者能够体验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情境，所谓追溯就是追溯研究对象的社会关系史，在这个过程中筛选和选择各种社会要素。其三为最重要的效应——“感通效应”，由于研究者处于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境之中，因此能够对研究对象的选择的心态存在一种感受与体会，这种洞察是鸟瞰的视角中很难包括的。以“农民上楼”的田野调查案例为例子，田野调查中的“客观”是要求目的理性的行动作为分析的“基准”，加上研究者价值的或情感的因素，总得来说，田野调查需要达到的“感通”的状态，就是“将心比心，怀着温情与敬意”。
最后，对于费先生谈的在我们国家进行社会调查是有制度优势的，周飞舟老师也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社会调查具有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具有鲜明的制度优势，因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第二，社会调查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对象距离过远，不能真实反映研究对象所处的生态环境与社会伦理，触摸与感受被调查者的心态；第三，社会调查应将心比心，以情絜情，达到与研究对象心领神会的境界；第四，人民的社会学，是真正符合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愿的社会学。只有具备这些要素的社会调查才能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入中国社会的土壤，触动中国大地跳动的脉搏。
文军老师对周飞舟老师的分享做了简要的评论。文军老师指出，周老师的讲座为我们很好地解读了中国的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关系。费老晚年写过一篇文章《关于社会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同样地展现了他在田野调查中对社会学学科的看法。就像周老师在讲座最后所讲的，在社会学田野调查中，除了要有科学的方法，更需要有温情和敬意、从“生态”到“心态”的变化。周老师还以北大相关老师的研究和自己的研究为例，对田野调查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反思。例如当前在社会学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很多流动性、不确定性、零散性的社会事件，这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提出了很多挑战。文军老师总结到，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报告，既为我们展现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一些技巧、方法以及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又回到田野调查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用将心比心来回应田野调查中的代表性、主观性问题。
本次讲座，周飞舟老师以其丰厚的理论积淀、详实的研究资料、高度凝练的语言为我们系统地展开了具有社会学科人情味的讲座分享，并且对大家的提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他勉励社会学研究的学子们，只有真正用心扎实地进行田野调查，才能像一根针一样扎入中国社会的田野之中，感受中国大地跳动的脉搏，使广大师生颇受启发。
文字：张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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