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3日下午，人类学研究所黄剑波教授主持的MODO系列读书会第三轮主题活动在法商楼525如期举行。这一次读书会的阅读书目为司徒安 (Angela Zito)的《身体与笔》，特别邀请了本书的中文版译者李晋参加，有刘琪副教授、陆芳萍副教授与会，以及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的学生参加本次活动。
作为译者，李晋对本书和本书的作者司徒安都有较为深入和独到的了解。因此读书会伊始，李晋先为大家做了一个详尽的导读。本书基于司徒安的博士论文，是经过了近二十年的修改和沉淀，加入了许多材料和内容后的结晶。由于材料比较丰富，为了更好地阅读本书，李晋建议读者首先从核心材料即第六和第七章开始读起，来理解“礼”如何作为人类学概念上的仪式（Ritual），以及在仪式的情境下，皇帝作为一个中心，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如何建构的。Zito在书中谈到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很重要的问题，即皇帝如何成为皇帝，王何以成为王。（关于这一点，李晋建议大家可以看张帆对王铭铭的访谈《西南研究答问录》。）虽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作为对人类学有思考的学者，Zito将既有的文化的模型，变成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充满偶发性事件的模型来进行分析。因此，她把“礼”，一个中国的传统概念，翻译成仪式（Ritual）—一一个具体的表演，并从《大清通礼》中找到了核心文本，来看“礼”如何作为具体的表演。接着，为了更进一步地理解“礼”如何成为政治性的，李晋建议大家再读文本生产部分。乾隆虽然是一个满族的皇帝，但他是汉文化的亲近者，于是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到了“礼仪”具体的编撰过程。Zito把这个过程聚焦到清朝当时的情境下，描绘了“礼” 如何为当朝的统治所服务。当梳理完了这些材料，可以看书的理论部分。由于人类学在80年代有一个历史学的转向，司徒安作为80年代的博士生，因此她的文章也具有这种倾向，她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与福柯关于话语的讨论相联系，并运用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总的来说，司徒安此书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礼”不但作为一种思想，还作为一种行动，并将“礼”作为一种高层的文化和底层的人类学理论相结合。
李晋的导读暂告一段落，刘琪老师提问道，这本书中关于权力的叙述和格尔茨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的十分相似。但事实上，她又运用了贝尔关于实践的话语反对格尔茨的论述，只是这一过程比较模糊，可否请你详细解释这个突破如何达到？李晋回答道，通常提到格尔茨，我们更多地说到《文化的解释》，即把文化作为一种文本来进行解读，但通常格尔茨的解读只是解读了它的结构而已。另一方面，事实上，贝尔并没有为实践论做出太大贡献，而是Zito书中引用不多但更为重要的布迪厄，他认为这个物的世界承载了前人结构化的过程，并不断地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过程中的结构也是有趋势的。刘琪老师继续追问，能否继续解释一下，书中第66页Zito对于礼的界定那一段中，“意义”、“表演”、“话语”这些词之间的关系。李晋回答道，Zito认为在中国关于仪式的研究分为两派，一是研究官方规定的仪式（即怎么写的，怎么表演），一是实践的仪式（即怎么做的，意义何在）。而她觉得这二者没有太大差别，因为这是一种双向的影响，是互相建构的。
刘琪老师的提问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引申到了人类学理论史的梳理和人类学当下流行的理论范式的探讨，例如近几年以拉图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转向”等。之后，陆芳萍老师从材料与理论勾连的角度提出了疑问，高昱同学提出是否可以认为本书为贝尔的理论的补充，来自社会学的肖云泽同学则看到了Zito强调的女性在权力建构中的弱势地位。
黄老师简略地介绍了为什么在《叫魂》之后选择这本书来阅读，除了两者都在讨论18世纪乾隆时期的中国之外，还希望大家能更多琢磨如何在研究中体会人类学方法和历史叙事。黄老师提到，被列为《身体与笔》第一章的对画像的讨论其实是这本书最后完成的章节，也可以说是作者最为成熟的看法。
因为译者李晋详细的导读和耐心的解答，令我们对于此书的内容、写作背景以及作者司徒安的想法有了一个更完整和更深入的了解。而下一次，我们将在本次活动基础之上，继续阅读本书，进行更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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