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6日，2016年中国人类学会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吴旭老师、刘琪老师、何瑞雪老师以及博士研究生杨漪同学在在不同专题会议中分别做了学术报告，黄剑波老师和吴旭老师应邀担任专题会议的评议。多位老师和同学积极与会，诚恳、主动地向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和前辈请教和交流。
1.吴旭：玉米与逃逸——以鄂西南山区为例
吴旭老师主讲的题目是“玉米与逃逸——以鄂西南山区为例”。“逃逸”一词，来自斯科特的《逃逸与统治的艺术》一书，主要是指当人们为了躲避国家的税收和徭役而逃离到其他不受国家管制的地方，并相应形成特定的“逃逸文化”。吴旭老师正是受斯科特的启发，以鄂西南山区作为田野点，着重分析玉米在山区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中的作用。鄂西南山区属于“逃逸区”，随着“改土归流”以及外来移民的涌入，18世纪30年代这里有一个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些新来的人带来了苞谷，即玉米。关于玉米对山民与国家的关系的作用存在两个观点，一是玉米“助山民逃逸”，二是玉米“助国家控制”。这两种说法与玉米本身的特点有很大关系。玉米可游耕，这意味着当人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时，可以携带玉米，不用担心饿肚子，在遇到其他紧急情况时也可以迅速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另一方面，玉米也可以精耕，玉米的成熟期一致，可以存放，且单位面积产量高，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定居在某一个地方从事玉米生产，从而有助于国家的控制。
此外，玉米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初步相成而从美洲传播到中国的，作为一种新食物，玉米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上时，就会超过原有的承受能力，从而被迫迁徙到其他地方。从这一层面上而言，玉米间接促进了人口的逃逸。
玉米对群体间的频繁文化交流以及文化标准化出现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比如，随着玉米的生产而来的换工与合作，以及玉米制成的食物在不同群体间的交流，最终形成了玉米话语与认同，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国家主流文化的鄂西南山区独特的逃逸文化。
吴旭老师讲完后，点评老师指出吴旭老师讲了一个关于食物与政治的关系的故事，其关注点是整体政治秩序的建立问题，非常有意思。山地是一个天然区隔，借此山区的人们可以远离国家的控制。但山区居民也是国家统治秩序的产物，他们可能正是因为要摆脱国家的控制才逃逸的。
2.刘琪：再思族群：基于田野与阅读的启发
刘琪老师主讲的题目是“再思族群：基于田野与阅读的启发”，这个题目与她在云南迪庆的田野经历有关，她主要是想通过族群这个概念来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关于“族群”的看法主要有“原生论”和“建构论”。“原生论”是从客观属性定义族群，即族群的来源是历史、血脉和语言、宗教等文化特征；而“建构论”则强调族群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的主观特质，特别是个体的主观认同之于群体的决定性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原生论”和“建构论”其实并不存在那么大的矛盾。当人们需要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的时候，便会赋予地域、血统、宗教、语言等要素以“原生的”涵义，把它们视为根本性的，甚至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当他们不需要用族群身份为自身寻找认同的时候，这些“原生”的要素就不那么重要了。接着，刘琪老师引用了Comaroff John L《图腾与族群》一书中的观点，如下：
“集体社会认同通常伴随着某种形式的集体定义，因此，它不可避免的会奠基在‘我’与‘他人’之间的显著区分之上；也即是说，认同，是嵌于文化之内的关系。显然，与任何这种关系相关的社会与物质边界——不用说它们的内容——都是历史性被制造出来的；它们会在经济与政治过程中改变……所有这些都仅是针对涂尔干与莫斯之后人类学的老生常谈的重复，即分类，对于世界的有意义的建构，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然而，我要强调，对于关系——即相对于他人的身份——塑造才是‘原生的’，而不是这些身份的实质本身。”
刘琪老师指出,族群并不是一个原生性的或解释性的概念，族群和图腾可以进行比较，因为两者都属于分类。图腾是人们根据图腾的不同来区分；族群则是用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不同进行分类。分类是普遍的，但我们不是要说明分类是什么，而是应考虑分类的使用情境，即在哪一种社会情境中用哪一种分类，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东西。
刘琪老师选取的例子是云南迪庆，这是一个多族群共生的地方，然而族群并没有成为人与人之间首要的分类系统。这里的分类系统是复杂的。
刘琪老师总结道，在迪庆，族群分类并没有成为当地人的首要认同，族群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差异，被共同的社会生活所包容。“族群”究竟是一个解释性的原则还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概念？“族群”在什么情境下会成为自我与他者分类的标准？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理想，那多个族群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一个超共同体的存在？
3.何瑞雪：An anthropology of finance :investors,markets,values and crisis
何瑞雪老师则在另外一个分会场发表讲话，他的题目是An anthropology of finance :investors,markets,values and crisis.何瑞雪老师指出，数学等式和程序、规则以及经济叙事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以及政治的想象，这些想象是日常生活实践稳定性的中心，社会等级的合理性也由信用的分布产生。经济产业是一个官僚空间，它有标准化的程序以及在被雇佣者、团队以及公司间的合作关系、竞争机制以及等级制度。何瑞雪老师主要想深入阐释投资者、市场、价值和危机等概念。
“投资者”仅存在于关系的表达中，它被用于赋予某些特定人群的行为以意义，它也被劳动者用来与权力、特权和财政税收作斗争，它也可以多种方式来定义。目前普遍存在的观点是，投资者被认为在市场上投资的人并且必须思考他们的投资行为是否有效还是无效。投资者这个概念在自由理论的政治方面占据重要地位，按照这个理论，当市场效率低下，投资者需要寻找信息来使市场运作更有效。何瑞雪老师第二个观点是信用的分布是有效市场的产物。接着，他指出，价值的创造将政治的、道德的观念与技术的、经济的观念联系在了一起。当经济行业挣钱时，市场运作良好，从而有助于社会价值的创造。危机的概念指的是错误的价值导致低效的市场。
他的结论是：“投资者”、“市场”、“价值”和“危机“等概念不能被人类学家使用为分析性概念，它们必须被认为是我们观察的人们用来让他们的实践变得有意义的想象或意义的一部分。
4.杨漪：作为复数的水：云南黑树林地区打洞梁子的水和社会空间
杨漪博士主要是通过调查云南黑树林打洞梁子人们日常生活中水的认知与分类系统，来探讨家庭、村落、社区等社会空间与水的关系，与以往民族学/人类学在水利社会研究中主要关注“大写的水”（单数的水）不同，她提出了“复数的水”的概念。在本研究中，此概念指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断被分类与分化，进而呈现出来的多种形态和功能。就其内涵而言，“复数的水”作为一种分类与实践体系，不仅仅是一个单一、抽象的整体，而是由各种形式的水复合生成的整体。打洞梁子的水包括库、沟、井、管、塘等多种形态，对应着区域、村落、村庄、家族、个人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空间。打洞梁子的社会空间由多民族/族群共建，不同群体对于水的利用方式各异，但是此差异又在观念和实践层面上型塑了打洞梁子的整体性。水在人们进入、融入公共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被分化，打洞梁子的社会文化系统也逐渐生成。因此，她认为打洞梁子多样的水塑造了多样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的生成又分化出多元的水，水与社会空间的相互型塑形成了打洞梁子的社会整体性。
在中国人类学年会在复旦大学如火如荼地举行同时，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田远帆去云南参加了中国民族学会年会，并作了题为《常识和经验的身体感表达：以民国时期临沧耿马地区的瘴气为例》的报告。他主要是通过“常识”、“经验”等概念来探讨个人是如何体会和实践瘴气的经验以及人们有关瘴气的“身体感”是如何产生的，可以说，这是一次探索性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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