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讲座顺利举办

开场，萧老师首先诙谐地用自己的“台湾腔”口音说明自己是基本上是以一个相对“外来者”的身份来探讨中国大陆的抑郁症问题。对抑郁症的思考源于萧老师观察到中国大陆目前对抑郁症的讨论往往都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视角，而缺乏一种宏观视野下的社会学分析。

抑郁症是如何产生的？或许相关的学科都会有自己的解释。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却需要首先认识到某一疾病的存在要有其社会条件，某一个疾病并非天然就存在于“疾病列表”之中，抑郁症也是如此。萧老师指出，我国也有过对农村自杀、抑郁症的讨论。然而就目前的统计结果来看，似乎我国的抑郁症“发病率”并不高，这是由何产生的呢？

抑郁症似乎是一个离同学们非常遥远的事情，然而真实情况的确如此吗？萧老师简单地问了同学们几个问题：“你们身边有熟悉的人面临失业的问题吗？你会担心找不到工作吗？这与计划经济时期有什么不同？”这些萦绕在同学们身边的问题实际都可能滋生出抑郁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分析和讨论它呢？

萧老师提到自己在刚开始接触到医学社会学的时候，希望找到一种解释各种问题的核心要素。在其探索过程中发现，资本的运作逻辑实际上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包括医学社会学问题的共同潜在的因素之一。在对抑郁症的分析中，萧老师也由此注意到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同样萧老师也认为，对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并不能避而不谈心理学，而是应该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找出与社会结构的关联性。

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此也造成了众多不同群体的“焦虑”。例如以“竞争力”为核心的机制，带来了每个群体的压力——劳工的工作不再稳定；知识商品化要求人们增加知识成为“义务”；消费社会的产生；甚至小学生回到家还有“班级微信群”不断施加着压力……萧老师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产生了一个结构层面的环境要素，由此也将抑郁症的问题纳入到社会结构之下对其进行社会学的探讨。

然而一个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社会现象的产生，萧老师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构因素同样需要结合“自下而上”的社会建构，抑郁症才会应运而生。萧老师结合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语境下，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被“制造”出来的过程，得出对抑郁症的社会建构必然存在医疗供给和医疗需求两种逻辑的结合。简言之，医疗供给的逻辑是药企、政府、专家或媒体等“权力”演练者根据各种原因推动抑郁症医疗化的过程；而医疗需求逻辑则是民众对抑郁症的实际认知实践，如对西医“抑郁症”概念的接受、求医问药的需求等。

萧老师以此分析框架来讨论我国抑郁症的产生和现状蕴含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其中。在融入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抑郁症所产生的结构因素；然而从社会建构层面来看，似乎无论是医疗供给还是医疗需求在我国仍旧缺乏抑郁症产生的条件。例如目前我国精神科的医护人员相对匮乏，而中医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往往接受一种对疾病的躯体化的表达，而不认可抑郁症的概念。萧老师认为正是这些因素的缺乏使得我国抑郁症的“发病率”不高；而当我国具备了这些要素之后，抑郁症或许会以一种排山倒海之势到来。

在本次讲座中，萧易忻老师以诙谐而细致的讲解向同学们展示了较为宏观的社会学视野下的抑郁症，相信这也带给了同学们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同学们如果产生了对本话题的兴趣，或是遗憾错过了本次讲座，都可以阅读萧易忻老师的著作《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或相关论文。